钟铭坐下，先翻开那份简报扫了一遍。简报的内容不长，几条例行事务的更新，以及何天那边发来的一条关于土澳代表团后续协调工作的进度说明，没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大事。

他把简报放下，打开那份浅蓝色的文件夹。第一页是黄培我写的简短说明，字迹工整，用词严谨，大意是说根据昨天沟通的精神，他已组织教育部内部几位专家连夜草拟了一个初步框架，供会长审阅和调整。框架尚不完善，请会长先过目，提出修改意见后再进行下一步讨论和征求意见。

钟铭往下翻，框架内容分成了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监管机制的目标定位，写得很简洁，核心意思是一句话：确保华族共同体各国教育及文化领域不受外部势力不当渗透，维护教育与文化主权。措辞不算激烈，但立场很清楚，他读完后觉得可以。

第二部分是机制的架构设计，黄培我把它分成了三层：第一层是信息通报层，各国教育与文化部门建立固定联络人制度，实现信息的及时通报与共享；第二层是评估层，由各国派出专家组成联合评估小组，对存在风险的教育合作项目进行定性评估；第三层是协调层，当评估结果认定存在较大风险时，由五国教育部门进行协商，统一表态、统一应对。

架构不算复杂，但逻辑清晰，分工明确。钟铭用红笔在其中几行旁边画了线，标注了信息通报频率需要明确评估小组的组建方式和轮换机制也要提前定好等几个补充意见。

第三部分是资金监测机制。这一部分写得比较细致，黄培我显然对这个环节最上心。他提出由五国各自的教育部门与央行对接，对国际教育合作项目中涉及的资金往来建立备案和抽查制度。金额超过某一标准的教育合作项目，必须事先向本国教育部门备案资金来源，并接受抽查。黄培我还在末尾加了一个备注：资金来源信息仅用于监管目的，不对外公开，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钟铭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拿起笔在备案和抽查制度这几个字下面画了两道横线，然后在旁边写了一行字：标准要再细化，分等级，不同规模的项目适用不同监管强度，避免让正常合作受影响。

他把整个框架翻完一遍后，合上文件夹，放在桌角。心里基本是认可的，黄培我做事确实扎实，一天之内拿出了这么一份结构完整的东西，说明他昨晚确实熬了夜。框架的逻辑没问题，思路也对，就是在具体执行标准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他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黄培我的办公室号码。响了两声接通了，那头传来黄培我略带沙哑的声音：会长？

框架我看了。钟铭靠在椅背里，整体框架和思路都可以，方向没有问题。但有几个具体的地方，需要你再细化一下。第一，信息通报的频率和内容范围要明确，不能笼统地说及时通报，要有具体的时限和内容清单。第二，评估小组的组成方式，要考虑专家来源构成的公正性，以及不能造成五国之间互相监督别人、却没人监督自己这种局面，成员的轮换也得有固定周期。第三，资金监管那一块，备案标准你要分等级，不能一刀切。规模小的常规合作项目可以简化流程，不要增加各方的工作负担。

黄培我在电话那头安静地听着，钟铭每说一条，他那边就有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等钟铭说完，黄培我的声音才重新传来：明白，会长。这些点我记下了，今天之内补充完善，明天把修改稿送过来。

不用太赶，后天也行。质量第一，速度第二。

钟铭正要挂电话，又想起一件事：对了，你那份框架里，有没有提到定期会议的安排？

黄培我顿了一瞬：目前没有具体写进去，但我在设想中可以加一条年度会议机制，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五国教育部门负责人级别的联席会议，讨论过去一年的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的调整方向。

加上去。以后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临时会议。

好的，会长。

挂了电话之后，钟铭没有立刻做下一件事，他拿起黄培我那套框架又翻了翻，目光在其中的几段内容上多停了一会儿。然后放下文件，端起那杯茶喝了一口，温的，刚好。他又看了一眼窗外，云层比早上又薄了一些，几缕阳光正在从云缝里漏下来，斜斜地照在院子里那片草坪上，草坪上还有水珠，反着细碎的光。

下午两点，东大教育部驻南汉代表、副部长级代表周义良准时到了夏宫。

周义良今年五十一岁，比黄培我小一轮，国字脸，气质有种说不出的稳重，举手投足都有一种学者的气质。他换了一身便装，浅灰色短袖衬衫、深色西裤，走进会客室时步伐不紧不慢，但眼神很专注。

东大方面在教育上的统筹能力在几个华族国家里是仅次于南汉的，所以这次五国教育与文化监管机制的建立，东大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此外，东大的经验对南周、东明和兰芳来说都是重要的参照。钟铭请他过来，就是想先听听东大方面的想法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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