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着这个女人看过去，突然有比较熟悉的感觉，在哪里见过啊？哦，她的右嘴角，有一颗绿豆大的痣，想起来了，就是我抓到偷书的少年，他突然把手中的书一甩，人跑掉了，就是这个女人在太阳底下捡起书，而且捧书等着我回来。我投去感激的目光点点头。

一位老者说：“文章当中，有对文化人格的描述，有对文化良知的回忆，有中国文化的走向，也有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马上赞扬：“老先生说得好啊，深得其中三味。”

“呵呵，不是三味，是四味了啊。”

老人的话一落音，全场哄堂大笑，我赶紧朝他拱拱手，说我的数学是门卫教的，没有学好啊。

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模样女孩子说：“我喜欢书中那些江南文化的描写，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粉墙青瓦，一派清新婉约世态人情，真是形神俱佳呀。”

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一次表达了这样的理念：作者对中华文化的思索与追寻，对社会的慰藉，都是渴望在旅途中解放自己的心灵，对拓宽散文的领域有一定的贡献。

他们也认同，过去的散文，只是对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表述，内涵不够丰富，尤其是游记，内容上较为单薄：往往是对风景、人物、风俗等方面的单纯描写。《文化之旅》的创新之处，就是散文的内容很丰富，在一篇散文中囊括了思想、文化、民俗等甚至更多方面，内涵丰富而深邃，为当代散文领域开垦了一块崭新的土地。

如果单从散文表面来看，可以起到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但是作者不仅仅是展现历史内容，而是想借此引发人们对其展开更深层的思考：在文化传统的深处立定，既有充沛的人文意识、又有冷峻的理性思考。

正如一个教授评论那样：作者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接着我也讲了他的主题：几乎每一篇都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描写了中国文人的集体痛苦感，有个人生命的真实体验，上承新文学散文，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打住打住！”一个中年眼镜站起来问我，是不是先入为主了？以前是不是看过他的文章？

我老老实实承认，对他知之甚少。

中年人说，自己是个中学老师，早就读过这本书，虽然觉得，写的内容不错，但是不喜欢他的腔调，不是散文的正常写法，带有社论的节奏，他的写作不是一种交流，而是一种宣泄，在这个物质横流的时代，孤芳自赏谈什么文化？这有效果吗？

“正因为社会太物质，所以我们更要寻文化的根。”前面的老者又发言了。

跟着跟着有人说，作者的文词有太强的表现性，写来写去无非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隔阂，看起来诗化的语言，却有些滥情矫情……

是这样吗？我是不是先入为主了？被作者的批判性语言镇住了，缺少了自己的思维，没有自己独到的判断。

还有个听众提出来：苏杰国还犯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虞舜与娥皇、女英是夫妻关系，被写成是父女关系。

还有一个青年学生的模样，居然笑起来了：“杜牧为第五名状元，这样的说法成立吗？”

原来一片赞扬声，现在纷纷指责，讨论了半天，毁誉参半。我才发觉，这不是中小学讲课，学生都跟着老师走，这是社会文学讨论，不能用我自己的好恶来代表大众立场。

但是，散文的多样性没错，不论社会各阶级的什么人，热爱中华文化，都不是一个错误，不是书的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苏杰国选择大众感兴趣的文化母题，用故事结构开端，加上诗歌语言的叙述，再加上最后自我的感叹，构成了这一个系列，几篇读起来有些单调，但是还是受到大多数人的喜欢。

“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啊？早知道我就不在家里上课了，在这里上课更好。是我的李老师在教是不是？”正在这个时候，两个人进来了，打头的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后面跟着的我更加熟悉，这不就是曹大威和罗静柔吗？今天晚上不是不上课吗？怪不得我看到现在没看到罗静柔，原来到他家去了。

罗静柔悄悄坐到一边儿，方娜娜端了一把椅子让大威坐下，他挥挥手，还在那里左顾右盼，说：“你们继续讨论，刚才热烘烘的，现在怎么沉默寡言了呢？是不是看到我长得很帅，被我震慑住了？”

于是哄堂大笑，讲座就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我这才有时间去问罗静柔：“今晚不是你上课啊，怎么还去呢？”

她就说：“需要加课，马上开学了，时间不多了。”

我说：“他又不上课，开学不开学，对他没什么影响。”

罗静柔就说，她来迟了，没听到讲座。

“幸好你没听，我讲砸了。”

“怎么回事？我自以为是，吹捧这部散文，引起公愤了。”我故意说得很轻松，但心中很沉闷，这也给我一个教训，仔细回想起来，他们反对派的意见也对，自己没看出来，别人一点拨，马上就清楚了。

大威要开车送我，我说没有心情，自己走回去。

走过街头，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抬眼望去，又是她，那五四时期少女的打扮，特别引人注目。柳柳的边上就是小夏，他们在我前面，一人拿一根冰棒在吃，一边讨论着电影里面的什么情节。

进展可够快的呀，两人一起出来看电影，八字已经有一撇了。我还是避开吧，悄悄后退几步，拐进了另一条街道。

漫长的暑假终于过去了，如果说其他的书店是暑假人多，那么像我们这种经营严肃书的书店明显好转。但是客流量主要在下午、傍晚、放学的时候，上午基本上没什么顾客，因为学生都在上课，而读书人都在上班。

这个时候，坐在书店里看书倒是很轻松，很自在，符合我人生的最高理想。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能不想到以后的事情，首先母亲一天比一天衰老，而我卖旧书的钱，也仅仅能够两个人生活。我不能总是寄人篱下，不能总是卖旧书。

最可怕的一件事，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是关于我们老街的拆迁问题。梧桐街真老啊，还是明清时期的建筑，老得牙齿都掉了一样，就像老太太没有了牙齿，只剩下牙床一样。突然被市里立项，说是要改造，恢复晚明商业街的盛况——那可是徽商出山，进入城市，首先落脚的地方，重整徽商，那条街就要改造，绝对不允许我母亲在门口踩缝纫机，做老头汗衫。

那就是说，我们要搬迁，搬迁到哪里，都重新要买房子，而给我们的补助基金，连房子的一角都买不来，因为我们家太小，也就人家一个厨房的面积。这座大山压在我的肩上，如何是个出路？一客不烦二主，我还是要找大头去，谁叫他是个爽快的人呢？

来到湖城一中，像高等学府一样威严，在门口就被拦下了。我说找袁天成老师，他说不认识。我说开学才来上课，暑假才分配到这里的。

门卫马上醒悟了：“哦哦，袁老师啊，是不是20多岁，胖胖的？他不知道是不是在上课……等一等，我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