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克的秋天来得比较早。

十月底，街边的白杨已经掉光了叶子，只剩几片枯黄的挂在枝头，像忘了寄出的旧信。

廖金刚从火车站出来，右腿还是有点跛，但他走得看起来比谁都快。

这个年轻人肩上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行军包，里面装着几件从苏联远东带回来的东西，一套厚呢子军大衣，一双还没上脚的新毡靴，还有八块用旧报纸裹着的奶糖。

奶糖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上火车前买的，揣了一路，糖纸都被体温焐得有点软。

他想着那个在明斯克面包房里等他的姑娘。

那个心爱的姑娘叫娜斯佳。

她父亲老菲利普，是在1942年在哈尔科夫的壕沟边牺牲。

那天廖金离他只有十几米远，亲眼看见他倒下去，后脑勺磕在冻硬的土块上。

老菲利普脖子上挂着的那串钥匙因为爆炸甩出来，落在廖金脚边。

那串钥匙后来廖金揣了整整三年，直到前年才托人带回明斯克，交到娜斯佳手里。

而娜斯佳并没有哭。

她从信差手里接过钥匙，用围裙擦了擦，就串回自己腰上。

可那天半夜，她一个人在被子里掉了半夜的泪，眼泪怎么止都止不住，她从小就是父亲带大的，母亲在小时候就走了，所以她对于家人的感情很珍惜。

这些事，是她后来在信里一点一点告诉廖金的。

廖金其实不会写太多字，他文化有限，回信总是很薄。

有时只有几个字，雪化了，地很软，我很好，你也照顾好自己。

娜斯佳其实不嫌短。

她把每一张都压在枕头底下，像攒几片薄薄的炭，夜里靠它们取暖。

她现在心里唯一的只有廖金了。

廖金站在面包房门口时，天已经快黑了。

面包房是新修的，门框上还留着木工刨花的味道。

窗子里头亮着一盏橘黄的灯。

他隔着玻璃看见娜斯佳。

她正弯着腰，把最后一炉黑面包从烤盘上取下来。

蒸腾的热气把她半边脸都蒙住了，像隔着一层雾。

她现在看起来比照片里瘦些，辫子盘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汗湿的额角。

廖金看了一会儿，没进去。

他忽然有点不敢，或许这就是瓦列里大哥所说的近乡情更怯。

他摸了摸自己左边半张被火烧过的脸。

那些疤早就不疼了，可他知道，乍一看，还是很吓人。

他站在雪地里，觉得自己像一截从旧战场里挪来的树，不太配走进这间刚出炉面包香味的屋子，也不配站在心爱的女孩身边。

是娜斯佳先看见他的。

女孩很快直起身，拿手背抹了下额角，一转头，正对上窗外的廖金。

她手里的小木铲“啪”地掉在案板上。她没喊，也没哭，只是站在那里，眼睛一点点亮起来。

然后绕过柜台，几乎是跑着去开门。

门一开，热气裹着焦香扑出来。

娜斯佳站在他面前，胸口还一起一伏。

她抬头看着他，又看看他那条有些跛的右腿，又看那半张疤痕交错的脸，看了很久。

最后她喃喃的说：“你比我想的还高。”廖金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只“嗯”了一声。

娜斯佳忽然伸手，拽住他大衣前襟，把他往屋里带：“快进来，外边冷。”

他跟她进了屋，像个被人从雪里领回来的影子。

柜台后头还有几个买面包的街坊，看见廖金，都悄悄多看了两眼。有人认出了他，说这不是老菲利普家那丫头等的人吗。

另一个人说，他可是打柏林回来的。

大家的声音都低下去，带着点敬畏。

娜斯佳把廖金按在炉边坐下，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又切了块刚出炉的面包，抹了层黄油。廖金咬了一口，面包很软，黄油在齿间化开。

他想起1941年秋天，在明斯克郊外的战壕里，老菲利普也从怀里掏出半块黑面包，掰给他一半：“吃吧，你比我小，正长个子。”

那时他才十七岁，吃得满嘴是渣。

现在老菲利普没了，自己长成了个跛腿的年轻人，坐在老菲利普女儿的炉边，吃她递来的面包。

廖金不知道说什么，只干巴巴憋出来一句：“这面包，比叔叔给我的还要好吃。”

娜斯佳正在刷烤盘，手停了一下，没回头：“我爸要是在，一定说你瘦了。”

廖金低低“嗯”了声，把面包吃完，拍了拍手上的屑：“娜斯佳，我回来了，你要是不嫌弃我这张脸，这条腿，咱们就结婚。”

他话说得又直又硬，像在念一份自己练过很多遍的报告。

娜斯佳刷盘子的手没停，只是肩膀轻轻抖起来。

她好一会儿没说话。

廖金以为她为难，又慌忙的补一句：“我腿虽然跛，但能干活，我能负责训练新兵，我有残废菌人补助，我不会让你吃苦。”

娜斯佳把刷子往水槽里一扔，转过身，脸上全是泪。

她走过来，蹲在廖金面前，抓起他那只被火撩过，关节有些变形的手：“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嫁你。”她声音颤着，却很清楚:“我等你回来，不是等你来报恩的。我是要跟你把日子过起来，你苦了这么多年，也该有人给你烧水洗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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