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喜来眠时，阳光正好照在门廊前那根褪色的红灯笼穗子上，积雪从瓦檐边缘悄然滑落，砸在石阶上发出噗的一声闷响。胖子正蹲在门口，手里拿着个小竹片，小心翼翼地刮着靴底沾上的雪泥，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目光落在我背后沉甸甸的背篓上，顿时眉开眼笑。

“哟，回来啦！听这动静，收获不小啊！”他站起身，凑过来掀开背篓上盖着的粗布，往里瞅了一眼，立刻发出一声夸张的惊呼，“嚯！这么多！这得有小十条吧？瓶崽，你这手活儿，搁古代那就是御前带刀侍卫的水平啊！”

小哥没接话，只是将鱼篓放到厨房门口，开始往里倒水。那些银光闪闪的鱼得了新鲜的水，立刻又精神起来，尾巴拍得水花四溅。

我卸下背篓，活动了一下被背带勒得有些发酸的肩膀，正要说什么，余光瞥见柜台后日历上那个被胖子用红笔重重圈起来的数字——二十三。

腊月二十四。

我的手指顿了一下。小年。

这几天忙忙碌碌，又是采菌子又是送客又是接待策划又是上山寻鱼的，日子过得像流水账，一页翻过一页，竟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小时候在杭州，每逢腊月二十四，二叔总会吩咐厨房多备几道菜，祭灶王爷的麦芽糖是少不了的，那糖又甜又黏，能黏住灶神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后来长大了，这些仪式渐渐简化，但这个日子在记忆里始终是个标记——年，真的近了。

胖子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也注意到了那个红圈，一拍脑门：“嘿！瞧我这记性！今儿是小年啊！”他搓了搓手，眼睛滴溜溜地转，扫过厨房门口活蹦乱跳的鱼，扫过墙角那筐新挖的冬笋，又扫过挂在檐下风干的腊肉和香肠，声音里带着一种压不住的雀跃，“那咱们是不是……”

他没说完，但我懂他的意思。

那两小子还在路上，二叔的行程更是未定之数。明天或者后天，雨村就会被即将到来的“年轻人组”和“长辈组”相继入侵，届时必然是另一番忙碌热闹的光景。但今天，此时此刻，雨村还是我们的，喜来眠还是我们三个人的。

小年，是个该吃点好的日子。

“灶王爷今天上天汇报工作，”胖子已经开始掰着手指头盘算，“咱们虽然不兴那些老规矩了，但该吃的得吃，该过的得过。再说了，”他朝厨房方向努努嘴，压低声音，带着点孩子气的狡黠，“等那俩小子来了，这鱼啊肉啊的，哪还有咱们独享的份儿？那俩正在长身体呢，尤其是黎簇那小子，看着瘦，吃起来可不含糊！”

他这话说得实在，无法反驳。我看向小哥，他正蹲在鱼篓边，用手指轻轻拨弄着一条鱼，似乎在检查鱼鳍是否有损伤。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对上我的视线，没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那是一种近乎默契的首肯。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他的答案。

“行，”我听见自己说，“那今天咱们就过个小年。”

胖子欢呼一声，像得到特赦令的士兵，立刻转身冲进厨房开始翻箱倒柜，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嘴里还念念有词，显然已经在心里搭好了今晚宴席的完整菜谱。

小哥站起身，将鱼篓提到水池边，开始处理那些鱼。他的动作依旧利落安静，但细看之下，似乎比平时多了几分郑重。毕竟是过节，哪怕是三个人，哪怕是仓促间决定的、并不盛大的一餐，也有它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分量。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们各自动作，一时有些恍惚。空气里弥漫着洗鱼时溅起的水汽、腊肉被取下来时带出的熏香，还有灶膛里新添的木柴燃烧时特有的烟火气。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比早晨更密，更轻，像无数片羽毛缓缓飘落，无声地覆盖着这个渐渐被年味浸润的小村庄。

时间还早。从日头判断，大约下午三点光景，距离晚饭还有足够宽裕的准备时间。但胖子显然不打算“宽裕”，他要的是“隆重”。

第一条下锅的，是鱼。

小哥处理好的溪鱼，胖子选了三条最肥美的，没用来炖汤，而是做了道极其考验火候的清蒸。他说，鱼鲜，就得用最简单的法子，才能吃出原本的甜味。他将鱼身两面各划三刀，塞入姜片，肚子里填进葱结，淋上一点点自酿的米酒，上锅大火猛蒸。蒸鱼的时间里，他也没闲着，切葱丝、姜丝，热油，调酱汁，动作行云流水，仿佛在进行一场精密的表演。

“天真，发什么呆？把那边那根白萝卜洗了！”胖子头也不回地指挥。

我应了一声，从墙角那筐冬笋旁拿起那根还带着泥土的白萝卜。自来水冰凉彻骨，冲在手上几乎有些刺痛，但看着萝卜表皮渐渐被洗净，露出莹白如玉的肉质，那种冷意似乎也被某种踏实感抵消了。

萝卜被胖子切成细丝，和今天现采的菌干一起，塞进一只肥硕的土鸭肚子里。鸭子是村里王婶昨天送来的，说是自家养的，年底宰杀，让我们尝尝鲜。本来打算留着等苏万他们来了再吃，但胖子说，小年嘛，鸭子也是要上桌的。他将鸭子仔细扎好，放入砂锅，加水没过，再丢进几颗红枣和一小把枸杞，盖上盖子，移到灶膛边用文火慢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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