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西豪出门买米，然后背回来十多斤黄油饼干。

这十多斤饼干装在一个麻袋改的双肩包里，鼓鼓囊囊地搁在门口的地上，包口的绳子已经被他解开又系上，系上又解开，像是一道他自己也没完全想好要怎么打开的开关。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把那袋饼干在肩上颠了颠，才推开那扇暗绿色的铁皮门。

黄吉看见他进来，先是愣了一下，目光从他空着的双手移到他肩上那只鼓鼓囊囊的麻袋上，嘴张开又合上，像是想问“米呢”又觉得答案已经摆在眼前了。

这个世界上的有些事情就是这么离谱。两大两小四个人，用一个煤油炉子拿黄油饼干煮粥吃。第一顿的时候大虾蹲在灶台边上看着锅里翻滚的糊状物，小虾坐在床沿上晃着腿，等着开饭。

黄吉端着那只豁了口的搪瓷碗，把饼干掰碎了丢进锅里，用勺子搅了搅，盛起来的时候冒着热气，稠得能立住筷子，碗底垫着一层没泡开的硬块，得用勺背碾碎了才能搅匀。四个人围着那只煤油炉坐成一圈，各端各的碗，碗沿贴在唇边吹一口气，等凉了才敢往里送。

头两天甚至吃得有点儿撑——饼干粥比碎米粥顶饿，油分足，咽下去之后胃里沉甸甸的，像是被人往里塞了一块湿抹布，半天化不开。

但这个味道真的可以用一言难尽来形容了。毕竟这是军粮，军粮就是保证你能活着，而且还要保证那帮美国大兵不会没事儿就给饼干当零嘴造了。人家其实是故意做得难吃的。

吴西豪嚼着嘴里那口泡发了的饼干糊，嚼到第三下的时候停了下来，皱着眉咽下去，喝了一口凉水把那股黏在嗓子眼里的甜腻冲开，然后把碗放下来，对着碗里那层还没化开的碎末看了好一会儿，像是在用筷尖把它重新划回自己还没想通的那一行里。

所以四个人很快就从头两天的大快朵颐变成了后来的不饿不吃。穷则思变下，他们开始研究着往里面加料。

大虾在巷口找到邻家换了一小撮盐巴，捏了一撮撒进去搅匀，味道好了一点点。后来他们又拿饼干跟菜贩换了几片发蔫的菜帮子，切碎了丢进粥里一起煮。但不管怎么加，饼干粥的底味还是那个底味，像是用什么东西都盖不住。

不到半个月，他们已经沦落到了吃饭主要是为了活着——端起碗的时候没什么期待，放下碗的时候也没什么满足，只是完成了这道工序，把碗搁回灶台上，等下一顿再端起来。

黄吉有一天在灶台边坐着，把裤腿撩起来看了一眼膝盖上那块已经结痂的伤，痂的边缘已经翘起来了，露出下面淡粉色的新肉。他把裤腿放下来，又看了一眼灶台上那锅还剩半碗的饼干粥，终于开口了：“豪哥！我伤好得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琢磨着出去搞点儿钱了！”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在那道痂的边缘按了一下，没用多大力气，像是在确认它不会再裂开。

吴西豪看着那一锅黄不拉几的饼干粥，有点儿反胃地咽了口唾沫，把目光从那层凝住的糊面上移开：“你有什么想法？说来看看。”他说着把碗往旁边推了推，像是想让它离自己远一点，但灶台就那么大，碗沿碰到另一只空碗才停下来。

黄吉把手在膝盖上蹭了一下：“黄牛票、霸王戏、面粉……其他两个都需要本钱的，不如我们去倒黄牛票啊？”他说话的时候已经开始想哪些场子好干、哪些场子有人罩着，像是把能走的巷子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拿不准哪条能走通，但至少知道该往哪边看。

吴西豪皱了皱眉：“我们没本钱买票啊，怎么倒？”黄吉嘿嘿一笑，往前凑了半步：“我们直接找皇宫戏院的戏院经理，套套交情，帮他卖票。我们少赚一点儿，我们是石硖尾居民来的嘛！”他说完又补了一句，“他们说到底也是想把票卖出去，多个人帮着跑腿，他们不亏的。”黄吉说这话的时候大虾从帘子后面探出半个脑袋来听着，像是也在掂量那几句话的分量。

吴西豪闻言双眼一亮，像是把黄吉那番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发现确实没有明显的坑，点了点头：“嗯……可以试试。”

皇宫戏院位于北河街与大埔道交界，一九五三年开业，有八百零四个座位，放的是二轮三轮的西片和旧粤语片。来看戏的大多是石硖尾的街坊、码头的苦力、木屋区的住户，穿的是拖鞋和汗衫，买的是最便宜的前座票，开场后还能“打戏钉”混进去。

这种场子的黄牛票利润薄，一张票加价一毫两毫，炒一轮下来赚不了几块钱。戏院门口的台阶上常年蹲着几个散户黄牛，看见有人经过就小声问一句“要票冇”，被赶走了又回来，像是一群在同一个屋檐下轮流占窝的鸽子，赶了又落，落了又赶。

所以吴西豪带着黄吉和大虾小虾四个人找到皇宫戏院之后，经理倒是动心了——多几个人帮他卖票，他不用多花一分钱，票卖完了还能多分一份，怎么算都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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