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共和国迎来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天灾。全年受灾四千四百六十三万公顷，成灾一千三百七十三万公顷，而且是旱灾、洪涝、霜冻、风雹、台风、虫鼠灾轮番上阵。更要命的是，这些灾害全部集中在豫、鲁、川、皖、鄂、湘、黑七大产粮省，像是有人刻意把一年的灾害压缩了时间，按在同一个坐标上反复碾压。

一到四月份，河北、黑龙江春旱，影响三百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深度四到五寸，历史罕见。农民蹲在田埂上，手伸进土里探了探，摸到的全是干粉，用力攥一把，松开就散了，风一吹什么也留不住。河北中部、东部连续二百多天无雨雪。村里那口老井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青石井沿上刻着几代人的刻度，最下面那道是光绪年间的旱灾留下的，水位线快要够到那道刻痕了。

四月到五月，华北和黑龙江又遭霜冻，五十多万公顷农作物被冻毁。田里的麦苗刚拔节，一夜之间全成了干枯的细条，用手一折就断，断口处没有水分，像是被火燎过。农民从地里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把冻坏的麦苗，在掌心攥了一会儿，又松开了，走到门口甩进灶膛里当柴烧。

二月到六月，珠江、长江、淮河流域三次洪涝，两百多万公顷农田被淹。水从上游的山洪冲下来，裹着泥沙和断木，漫过堤坝，灌进田里，把才插下去的秧苗连根拔起冲走了。洪水退去之后，田里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淤泥里埋着半截被泡烂的稻秧，露出来的叶片边缘已经发黑了，像是被墨水浸过。

三月到六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遭遇台风、龙卷和冰雹，穿插降临。有些地方上午还是晴天，下午天就暗了下来，云层压得很低，风从海面上卷过来，裹着咸腥的水汽，然后第一颗冰雹砸下来的时候，地里的人还来得及跑到屋檐下面躲。但第二波冰雹来得更急更密，有的个头跟鸡蛋一样大，砸在屋顶的瓦片上，瓦片碎成几瓣，砸在还没有收的麦穗上，整片整片地倒伏下去，歪向同一个方向，像是有人在田里画了一道扇形，再也直不起来了。

六月到八月，江淮流域爆发大旱。七月下旬受灾八百二十一点二万公顷，八月上旬扩展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合计两千二百七十六万公顷。松花江水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水位线降到了发电机组进水口以下，轮机停了，下游的工厂里机器也跟着停了。江淮出现历史同期最低水位，江苏三十七万座塘堰小水库干涸，塘底裂开的纹路能伸进一只手掌。湖北塘堰干涸百分之八十，长江沿线一百二十一个水闸能自流放水的只剩五十个。湖南邵阳、衡阳、湘西七十一万处塘坝半数干涸，剩下的另一半水面压得很低，露出底下一圈干枯的草根和贝壳的残壳。

结果七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突降暴雨山洪，两百多万公顷被淹。这是典型的“旱涝急转、同季对冲”——旱了半年的土地被暴雨一冲，硬壳表面的泥块被雨水裹着往下滚，地表的麦茬和残草也跟着被水流卷走，露出底下一层被太阳晒裂又被水泡胀的黄土，混着泥水一起漫过田埂，把刚种下去的晚秋作物连根卷走，像是有人在干旱的田垄上浇了一锅滚烫的水，把地面的土坯连同底下一层没长稳的根系一并揭起来，冲进了更低洼的沟渠里。

七月到九月，东南沿海遭遇五次台风，一百二十万公顷农田受灾，闽南、粤东最重。海边的村庄里，屋顶的瓦片被台风掀掉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在屋里地板上散落着，雨水从天花板的裂缝里漏下来，在灶台上积了一小摊水渍，灶膛里的柴火湿透了，点不着。

《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九日述评里写道：“今年的灾害，包括旱灾、涝灾、风灾、虫灾，是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文章里还提到了几个具体的极端情况——“以湖北为中心的旱灾是七十年来找不到记录的；广东春雨也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北京以北的水灾同样超过了几十年的记录；福州、厦门一线台风大到十二级以上。”

芬恩把那篇报道从头到尾读完了，把报纸搁在膝盖上，没有叠好，纸页还摊开着。他坐在院子里那把藤椅上，午后的日光从槐树的枝叶缝隙里漏下来，在他的肩上落成几块细碎的金色光斑。他捏了捏眉心，指腹在眉心处停了一下，像是在那里找一道越来越深的沟痕。他放下手，靠进椅背里，悠悠叹了口气。

楚中天坐在对面，双手搁在膝盖上，眉头拧成了一个结。他盯着芬恩放下的那张报纸看了好一会儿，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膝盖上的布料，指节泛白，又松开了，又攥紧。他开口的时候声音不高，带着一种“我已经琢磨了几天但始终没找出答案”的沉：“这贼老天是想干啥？要疯啊？”他说完这话之后自己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等一个他自己都不指望的回应。

芬恩抿了抿嘴，把报纸拿起来重新展开，目光落在那行“七十年未见的旱灾”上，停了几秒，然后把报纸折好搁在茶几上。他的手指在报纸边沿按了一下，像是在那里放一道自己不一定能看完整的句号，然后抬起头来：“我最担心的还不是天灾。”他顿了顿，像是在把下一句话在舌头上晾凉了才放出来，“亩产万斤你信吗？按照这虚高的产量征购，农民手里没粮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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