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想不想包丽娴嫁给李祖呢？

当然想。

他第一次带着包丽娴去参加李祖那场山顶乔迁宴的时候，心里确实是抱着一点这个念头的。在香港做生意，联姻是最快的一条路——两家搭上了亲，货款押期可以宽几天，码头泊位可以优先排，连海关查验都可以松半寸。他算过这笔账，不亏。但后来他发现李祖跟文静姝的感情好得不像那个圈子里该有的样子——李祖看文静姝的眼神，不像是看一个妻子，更像是在看一个他好不容易才留住的人。包玉刚是做银行的出身，凡事习惯算账，唯独这件事他算明白了——硬拆这对，亏的是人心。所以他也就放下了那个念头，日子久了，反倒跟李祖处成了真朋友。

霍英东说得没错，李祖这个人，确实很够朋友。

包玉刚以前其实没太把这句话当回事。他在商场上见过太多人——饭桌上称兄道弟，出了门连你姓什么都记不清。商人的“朋友”两个字，往往只是“下一个客户”的委婉说法。不牵扯利益的时候，大部分商人确实堪称圣人，一旦账本摊开了，翻脸比翻书还快。他以为李祖也是这一类人，只是演技比别人好一些。

但去年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彻底改了这个看法。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总统纳赛尔站在亚历山大港的广场上，对着几十万欢呼的人群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运河公司的股份、航道、港口设施，从英法手里转到埃及人手里。现场的人把帽子扔上了天，纳赛尔还在那里说，运河的过路费要用来修阿斯旺大坝，埃及人要自己修自己的水坝。

英法自然不甘心。运河是他们的命脉——欧洲三分之二的进口原油走这条水道，从波斯湾到地中海，一船油省下绕行好望角的近一万公里航程，这笔账谁都算得清。英法私下找了以色列，三方密谋了几个月，定下了一个计划：以色列出兵西奈半岛，英法以“调停”为名出兵占领运河区。剧本写得很漂亮，只是写剧本的人没算到埃及人的反应——纳赛尔听说联军要来了，直接下令在运河航道里凿沉了四十多艘船。货轮、拖船、挖泥船、渔船，只要能沉的，全沉了。钢铁的船壳横在狭窄的航道上，把整条运河堵得严严实实。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七年四月，苏伊士运河彻底断航，长达五个月。

这下轮到英法傻眼了。他们抢到了运河，但运河里全是沉船，走不了船。更麻烦的是美国和苏联同时跳了出来——苏联放出核威慑警告，美国在金融市场上打压英镑，联合国强制停火。英法顶不住压力，被迫撤军，运河的管理权最后还是还给了埃及。从那以后，英法在中东的霸权就算是正式收了尾。

对于世界航运来说，这件事带来的影响是爆炸性的。

所有往返欧亚的船舶被迫绕行非洲好望角。航程凭空增加了将近一万公里，单程多航行十五到二十天，燃油、人工、港口成本跟着涨，市场有效运力一下子紧缺起来，海运运费暴涨了六倍以上。油轮租金迎来了一个史诗级的短期牛市——谁手里有船，谁就能在这一年里赚到别人十年都赚不到的钱。

包玉刚入局航运的时间不算早。一九五五年他才买下第一艘船，一艘有二十八年船龄、八千两百吨的旧货轮，名字叫“金安号”。那时候他刚把上海的老本行银行业放下，转行做航运，手头不宽裕，船也旧，但每个月租金进账是稳的。

霍英东带他去见李祖，就是因为这件事——霍英东知道李祖有路子，能帮包玉刚把船队做起来。

当时全世界的主流船东，不管是希腊船王奥纳西斯还是其他几家，全部流行做程租和短期散租——行情好了立刻抬价，吃短期暴利；行情差了船只闲置，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他们像赌徒一样押注运价涨跌，涨了就赢，跌了就输，输赢全看市场脸色。

包玉刚的想法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出身银行，知道稳定的现金流比一时的暴利重要得多。他宁愿以低于市场行情的租金，和大客户签三到五年的长期固定租约——哪怕行情暴涨也保持低价，但行情暴跌的时候他照样有租金进账，船不会空着。这套思路在当时的航运圈子里被很多人嘲笑，有人说他是“放着大钱不赚的傻瓜”，有人说他不懂航运，有人说他迟早会被市场教训。

李祖是少数几个看懂了他这套打法的人。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之后，运费暴涨，所有船东都在抢船、抢运、抢钱，李祖没有去追那波行情。他出面帮包玉刚从汇丰贷了款，又联系了自己在美国的大哥伊登，让他在那边帮忙搜罗旧船——不是新船，是那些还能跑、价格不高的二手船。他帮包玉刚前后买了六艘船，每一条都在一九五七年四月运河重新开放之后开始发力。

运河一开，运价暴跌。那些在危机期间高价扩张买船的投机型船东傻眼了——行情回落之后大量船舶闲置，船要还贷、要维护、要养船员，却没有任何运费收入，大批船东陷入亏损，有人甚至直接破产。而包玉刚手里攥着提前锁定的长期合约，运价暴跌对他没有冲击，每个月的租金照收不误。那一年之后，包玉刚在航运圈里再也没人叫“傻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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