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岳在派出所走廊里走了三个来回，军大衣的下摆被他走得带风。他刚把那十个老荣塞进审讯室和候问室，还没来得及坐下喘口气，电话又响了。这一次是郑州站派出所打来的，问他们抓到的人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刘德厚的，说那边有一桩1953年的货运列车失窃案一直没破，作案手法跟一眼佛的路子对得上。楚岳握着听筒嗯了两声，让对面把卷宗号报过来，记在值班本上，挂掉电话之后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吐了口气。

北新桥派出所的灯光从下午一直亮到晚上，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捧着记录本从审讯室出来又进去，有人在门口蹲着抽烟，烟灰落在水泥地上被自己碾灭。楚岳把十个老荣的姓名籍贯登记完，又给石家庄站派出所发了函，要求调取马竿一伙的案底。文书工作是枯燥的——每一份发函都要盖章、编号、登记归档，每一个人的口供都要逐字核对、签字画押。楚岳签完了最后一份文件，把笔搁在桌上，揉了揉手腕。

他想起芬恩在饭馆里说的那句话。伴手礼。他大爷从石家庄一路牵了十个人到北京，像牵着一串过年的腊肉一样送到他面前。楚岳低头看了看桌上那一摞卷宗——十个惯犯，长期在京广线吃轮子饭，手法老练，大部分有前科。光是刘德厚一个人，就能牵出郑州附近十几桩积案，马竿那边的石家庄团伙也不遑多让。这就够了。对刚上任的副所长来说，这不是抓了十个小偷，是破获跨区域流窜盗窃团伙的实打实政绩，人证物证俱全，还能顺着口供往深里挖。楚岳站起来走到窗边，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雾气，他伸手擦了一块，看到胡同口那家饭馆的灯还亮着，门帘被掀了一下又落下来，有人端着碗走出来蹲在门口喝汤。他想了想，打算明天上午再去一趟东四分局，把案件的管辖权确认清楚，争取让这几个人留在自己手里继续审。

不过楚岳他大爷此时并不关心案件的进展。芬恩从饭馆出来之后，在胡同里溜达了一圈，又折回北新桥派出所门口看了一眼，见里面灯亮着，没有进去，转身往街口走。他在东四南大街的路口停了一下，手插在军大衣口袋里，仰着头看了看天。北京的冬末天气还是灰蒙蒙的，但云层比上午薄了一些，透下来的光比早晨白了一个色号。

你又干嘛去啊？邦尼的声音从身后追上来。她站在胡同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手里还攥着一只布袋子，里面装着路上买的半斤糖炒栗子，栗子壳的焦甜味从袋口往外冒，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热气。她看着芬恩的背影，语气不重但带着一种我跟你说了中午要去吃饭你到底听没听的笃定，首芳让中午去家里吃饭，你去不去啊？

芬恩拧过身子往回走了两步，粗布棉鞋在石板地上蹭了一下，停下来。他低头想了想，抬起头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我有安排的表情，语气里带着一丝讨价还价的余地：呃……我就不去了吧。我答应孙老七，今天请他们吃涮羊肉来着。

邦尼顿了顿，手里攥着栗子袋子的口收紧了一下，像是把某句话先攥住了，然后才松开，语气比刚才轻了半度：吴老根，费五，马六他们……

芬恩闻言叹了口气。那口气不长，但把胡同口那股冷空气吸进去又吐出来的时候，他整张脸上的表情都沉了一下，像一本书翻到了不该翻的那一页。他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墙根上磕了磕灰，声音比刚才低了一截：费五死在日本人手里，到了也没留下点儿啥。吴老根……日本人进城之前就死了，家里人听说是回河北老家了，至于马六···孙七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孙七其实有四个儿子，老大老二进了游击队，之后就没了信儿，把他老伴儿活活想死了。用老七的话说，他这辈子也算对得起国家了。

邦尼听完之后没有说话，站在胡同口看着芬恩。她把手里的栗子袋子换了一只手拎着，另一只手插进大衣口袋里，沉默了几秒才开口，声音平稳得像一碗放温了的水，但尾音比平时薄了一点：那你去吧。多点点肉，别抠抠搜搜的。

芬恩笑着揽过她，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他们结婚快六十年了，这个动作他做起来依然从容，像是家常便饭的一部分。邦尼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张首芳的声音就从胡同口那扇半开的院门里传了出来：哎？大哥！干嘛去啊？回家吃饭啊？

芬恩松开邦尼，朝张首芳那边挥了一下手，步子已经朝巷口迈出去了，声音轻快：不用了！我溜达——

芬恩请客的地方是东来顺王府井店。店面在街角，门脸不算大，但门口挂着的黑底金字招牌在灰扑扑的街面上格外扎眼。芬恩推门进去的时候，涮羊肉的热气从门缝里挤出来，带着麻酱和韭菜花的香气，在午后的冷风里凝成一片白雾。他带着孙七和十几个板爷在门口站定，扯着嗓门问了一句：二楼雅间还有没有空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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