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一份通知，被送到了四九城家具总厂革委会主任陈枋安的办公桌上。

通知措辞简洁：“……各革委会，须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方针，在紧抓革命不松手的同时，立即着手恢复和维持正常生产秩序，尤其要确保重点发展和民生项目、重点外贸出口单位的生产能力，努力完成国家创汇任务，支援国家建设……”

陈枋安拿着通知，注意力全在“立即着手”、“确保”、“努力完成”几个词，眉头紧锁。他知道，这不是商量，是命令。

他将聂怀仁、林墨、雷振江、赵启明等人紧急召来。

“都看到了？”陈枋安将通知推过去，声音低沉，“生产必须动起来了。”

聂怀仁拿起通知：“动，也得有能动的本钱。现在两个分厂，情况有极大差别。”

他看向林墨：“二分厂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林墨拿出那几个工作笔记本，没有打开就开始汇报：“设备基本修复，关键工序人员培训初见成效，聂厂长申请的第一批替代木料已经入库。”

他顿了顿，“可以开始小批量试生产‘青山’系列的基础款。但产能……预计只有鼎盛时期的三成左右。”

“三成也好过没有！”陈枋安立刻道，“一分厂这边怎样？”

提到一分厂，在座几人都沉默了一瞬。

一分厂的状况，堪称惨淡。前几个月最混乱的时候，几拨不同派系的“革命小将”冲进车间，目标不仅是对着人，也对着那些象征“资产阶级精密技术”的进口设备。

带锯的导轨被砸弯，刨床的控制面板被撬烂，喷漆房的管道被剪断……流水线上的大型、关键设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后来李长海、赵铁柱等人试图控制局面时，又将这些破坏部分归咎于“保守势力蓄意破坏生产”，试图借此打击对手，导致一些本可挽救的设备也被弃置、零件散失。

如今的一分厂，如同一个遍体鳞伤的巨人，空有庞大的车间骨架，内里的神经系统和肌肉组织却已残破不堪。

“一分厂那边，”聂怀仁揉着眉心，声音里满是疲惫，“现在能组织起来的只有剩下的高级工，每人带着一个小组，用最传统的手工加简单工具的方式，勉强维持着‘磐石’和‘逸云’两个老系列的小批量修补和订单尾单生产。”

他苦笑着补充：“那场景，不像现代化工厂，倒像是回到了解放前的木工作坊。效率低得可怜，质量也只能说勉强保住牌子不掉。就这，还得提心吊胆，生怕哪天上头又来检查，说我们‘复辟手工劳作’、‘开历史倒车’。”

更让聂怀仁头疼的，是人心和纪律。

通知要求恢复生产，但外面的浪潮并未停歇，甚至在某些方面要求更深入。上面有精神，工人有权停产参加“革命实践”。

于是，每天早晨八点，刺耳的上班铃声响起后，工人们并不是走向各自的岗位，而是先被集合到车间空地或临时腾出的“学习室”，进行至少一个小时的“革命学习会”。

学习内容五花八门：念报纸社论、读最新指示、批判错误思想、甚至结合厂里前期的斗争，进行“深刻反思和再批判”。有时，还得齐唱革命歌曲。

午休时间被压缩，用来进行“小组讨论”或“思想互助”。下午的工作时间也时断时续。

聂怀仁做过粗略统计，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实际能用在生产上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足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还常常被各种突如其来的“精神传达”、“临时学习”打断。

“生产效率，”聂怀仁对着陈枋安和林墨伸出三根手指，又屈下一根，“能有以前正常时候的两三成，就谢天谢地了。就这，我还不敢管得太严，怕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有工人嚷嚷着要请假去参加外面的‘革命行动’，我连拦都不敢硬拦，只能好言相劝，或者找雷副主任帮忙协调。”

雷振江闷声道：“协调也有限度。现在外面有些单位，就是以支持‘革命小将’的名义，变相纵容工人离岗。我们军管只能保证厂区内部基本秩序，工人出了厂门，参加什么活动，只要不违法，我们很难强行约束。”

赵启明推了推眼镜，语气一贯的平缓却切中要害：“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思想上的混乱没有真正厘清。生产要恢复，但‘革命’的优先级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一些新上来的干部心里，依然高于生产。这种矛盾不解决，光靠压任务，效果有限。”

陈枋安听着，脸色越来越沉。他忽然看向林墨：“二分厂呢？你们那边，也这样？”

林墨摇了摇头，声音平静无波：“不完全一样。设备修复和人员培训期间，我向革委会申请过，也跟聂厂长、赵副主任商量过，重点宣传‘生产恢复技术攻关重点单位’。我们以‘尽快拿出合格产品，验证恢复路径，为全厂树立样板’为由，争取到了一定的生产时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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