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牧，我是个乐观主义的人。

这句话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听起来多少有点不对劲。

因为认识我的人，大多觉得我很抽象，他们觉得我和“乐观”这个词隔了十万八千里。

但乐观这东西，它不在脸上，在心里头。

我的乐观，不是那种天天把“没事儿”挂嘴上的乐观，而是一种很奇怪的毛病。

就像你站在悬崖边上，正常人往下看一眼腿就软了，我心里头也会冒出一个声音——跳下去也不一定死，底下可能是个水潭，水潭里可能有鱼，有鱼就说明水是活的，活水就能浮起来，浮起来就能游到岸边，上了岸，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没变。

这种毛病，是从我家庭里长出来的。

我妈是个女强人，她自己开了家公司，做进出口贸易，从我记事起就在跟海关、跟信用证、跟时差打交道。她的脸上永远带着一种温和的微笑，像一张面具，但我后来才知道那不是面具，那是一种“我什么场面都见过”的从容。

她能在电话里跟德国的供应商因为货期吵二十分钟，挂掉电话转脸就笑着问我今天学校吃什么了。

她也能在公司账上只剩几万块钱的那个春节，照样包了厚厚的红包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说“今年生意特别好，大家都沾沾喜气”。

她从来不把压力带回家，不是因为她扛得住，而是因为她觉得家就是用来放压力的地方——你把压力带回来，它就没地方放了。

我爸跟她相反。他是个官员，级别不高不低，位置上上下下过几次，从乡镇到县里再到市里，像一条被水流推着走的船。

他不爱说话，不是那种沉默寡言的深沉，而是那种“说多了都是错”的职业病。他开口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像过了秤、量了尺寸的，不多不少，不轻不重。

他的乐观不在嘴上，在心态上。他被调去闲职那两年，我妈偷偷掉过眼泪，他自己倒没什么反应，每天按时上下班，周末去河边钓鱼，把鱼一条一条地放回水里，说他钓的不是鱼，是寂寞。

后来他又被重用了，还是那个样子，不喜不悲的，像一面湖。

我大概继承了我妈的“表象”和我爸的“内核”。这种组合在日常生活里没什么用，但在时空裂痕任务里，它救过我的命。

第一次被拉入时空裂痕，是来奉市找江玄玩。

大学毕业两年了，我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反正我不工作也饿不死，我不会像其他同学一样，非得找一个工作糊口。

那个任务里，我看到了江玄的另一面。他不是那种你一眼就能看透的人——表面上他是书卷气的、说话慢条斯理的人，骨子里却有一种很野的东西。

那是一种“我已经准备好失去一切”的底色。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种底色是在“槐下高中任务”的校长室里。

当时，他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句：“我断了，你跑。”我当时觉得他疯了，后来才知道，他不是疯了，他是觉得自己活够了——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活到那一步已经值了，剩下的都是赚的，赔了也不亏。

我没有跑，拿出手锯，疯狂切割，站在他旁边，共同面对危险。

任务结束之后，我和江玄从地铁站的一个废弃出口爬出来，外面的天是灰黑色的，没有太阳，也没有下雨。

我们站在出口处，喘着气，浑身上下全是泥和灰。

他低下头，笑了一下。不是那种释然的笑，而是那种“也不错”的笑。

他说：“至少天没塌。”

我说：“天塌了也不怕。”

他看了我一眼，“你这个人，还挺乐观的。”

我没接话。但我在心里说了一句——是啊，我是挺乐观的。天塌了，先砸死高个子，我个子不高，慌什么。

从那天起，裂痕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一个的任务接踵而至，有的轻松，有的要命，有的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在裂痕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怎么在规则里找漏洞，怎么在诡怪面前保持冷静，怎么在队友倒下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也失去了对“正常生活”的幻想。

但有一件事没有失去——我那种越是不该乐观越是乐观的毛病，还在。

我妈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只知道我随便找了个班上。她每次打电话都会问“最近学了什么课”，我每次都回答“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这门课我确实上过，我学习还算认真，不枉费学生时代抱着课本啃那些公式和图表。

我不想让她发现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不是怕她担心，而是怕她为我骄傲——因为她一骄傲，我就更不想停下了。

我爸也不知道。但他不一样。他可能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因为他那种人天生对“异常”敏感。

有一次回家，他在饭桌上忽然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我说没有。

他看了我几秒，没有再问，夹了一块排骨放在我碗里，说：“不想说就不说。但别做违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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