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的诊所门口，排着十几个人。

不是来抗议的，也不是来问技术的。

大部分都是周晓禾去南岛国之前接的复诊病人，戴假牙的老广东、刚做完根管治疗的留学生、等着调牙套的华裔小孩。烧腊店黄老板也在，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五盒叉烧。

“周医生！你终于回来了！”黄老板举着塑料袋，“叉烧给你留了半个月了，冷冻的，回去热一热就能吃。”

周晓禾接过塑料袋，低头看了一眼。叉烧冻得硬邦邦的，冰碴子挂在塑料袋内壁上。

“黄老板，你的假牙——”

“别提了，你去南海那阵子，假牙又坏了。去隔壁街那家诊所问，说要重做，两千八。我说等周医生回来。等了大半个月，天天喝粥。”

“进来。”

周晓禾打开诊所的门，诊室里的牙科椅落了薄薄一层灰。

她把黄老板按在牙科椅上，打开口腔灯。

假牙的卡环断了，基托裂了一条缝。修一修还能用，但黄老板的牙槽骨又萎缩了一圈，修好了也戴不了多久。

“黄老板。”

“嗯？”

“你想不想换一副真的？”

“啥叫真的？”

“自己的牙，重新长出来的那种。”

黄老板愣了两秒，然后一把抓住周晓禾的手腕。

“周医生，你说真的？”

“真的，但要去南岛国做。来回机票加住宿——我出。”

“那不行，你帮我修牙，怎么还能让你掏钱——”

“不是帮你掏钱。”周晓禾把口腔灯关掉，“是还债。”

“还什么债？”

“我在这条街开了十二年诊所。你们给我带了十二年烧腊、老火汤、虾饺、萝卜糕。每次付不起钱的时候都说，周医生，先欠着，下次一起算。算到现在，该我还了。”

黄老板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诊所外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听到了“免费做”三个字，掏出手机打电话。有人探头往里看，问“周医生是不是真的要带人去南岛国”。烧腊店隔壁的药材铺老板娘挤进来，拉下口罩露出缺了半颗门牙的嘴。

“周医生，我这是年轻时候啃螃蟹崩的，崩了十几年了——”

“能修，一颗门牙，矿化修复加树脂补形，半天就好。”

“多少钱？”

“说了免费的。”

“那不行！你开诊所不要钱，我们以后怎么办？你跑了我们找谁看牙？”

“我不跑。”周晓禾站在诊所门口，对着整条唐人街说。

“我把技术带回来，以后在这里就能做。现在去南岛国做的——是第一波。第一波最难。规则没通，保险不报，协会在国会山堵路。你们愿意信我，我就带你们去。来回机票、住宿、治疗费用我个人出。”

“那得要多少钱？”

“我在波士顿开了十二年诊所。攒的钱，够买几十张机票。”

药材铺老板娘眼圈红了。

“你跟你爸一个样。”

“我爸是洗奶瓶的，我是看牙的，都一样。”

东京，千代田区，日本牙科医师会。

会长办公室不大。墙上挂着一幅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复制品，画的是一位町医者用木槌和铁棒给人拔牙——患者表情狰狞，围观者掩面不忍直视。

画下方摆着一张昭和年间的牙科椅，铸铁底座，皮垫磨得发亮。

这栋楼里每一件摆设都在说同一句话：日本的牙科，几百年传下来的。

会长叫松田慎一郎，六十一岁，三代牙医。

祖父在关东大地震后推着手推车给灾民看牙，父亲在战后开了东京第一家社区牙科诊所。

他接手父亲的诊所做了三十年，手底下一共四个牙科椅、两个卫生士、一个前台。靠这份家业供儿子念完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现在儿子在代代木开了第二家分诊所。

这栋楼里，跟松田家差不多的诊所，有几万家。

遍布日本每一个町、每一个车站前的商店街、每一个住宅区的拐角处。

社区牙科诊所是日本基层医疗的毛细血管，也是日本牙科医师会的选票基本盘。参议院里至少七个议员靠医师会的政治献金当选，众议院更多。

松田慎一郎坐在会长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份英文材料。

材料的封面印着《柳叶刀》的标志，标题翻译成日文：成釉细胞假基因激活与牙釉质生物矿化修复的灵长类模型研究。

旁边附着一份日文摘要，是请庆应大学医学部的教授翻译的。

“南岛国，又是南岛国。”松田把老花镜摘下来，捏了捏鼻梁。他身后站着两个人——副会长高桥，负责对外联络；事务局长中村，负责跟国会对接。

“肝癌三联方案也是他们搞的。”高桥说，“去年《柳叶刀》发论文的时候，日本消化器病学会还专门开了研讨会。结论是——数据没问题，但日本的药事法审批至少要五年。”

“五年。”松田把老花镜放在桌上，“五年够他们再做多少事？肝癌之后是渐冻症，渐冻症之后是骨骼矿化，骨骼还没做完，牙齿的先出来了，这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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