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船之后，加西亚带他穿过甲板，朝船舱的方向走去。走到走廊的尽头，推开最后一扇铁门。门后面是一个大通铺，不是那种每个人有独立床位的通铺，而是一个空旷的、大约有二十平方米的船舱，地板上铺着几十张草垫子，草垫子一张挨着一张，这样的场面让王汉彰想到了运送黑奴的船。

“你就在这里，”加西亚说，他用手在船舱里比划了一下，“船上的条件就这样。所有人都在一个舱里。明天这个时候，就到阿利坎特了。”他说完这句话，没有等王汉彰回答，就转身走了出去，铁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金属的哐当声。

王汉彰在靠近舱壁的一个空草垫子上坐下来，把行李袋放在脚边。他开始观察这个船舱里的人。

靠门的位置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碧眼的白人，大概三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厚毛衣，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书的封面是红色硬皮，上面印着德文字母。

王汉彰从那个角度看不到书的标题，但能看到书页上有几行被铅笔划过的线和一个用铅笔画的、歪歪扭扭的箭头。那个人大概是个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从他的年龄和手上的茧来看，不像是个工人，更像是个学生或者知识分子。

在那个德国人的左手边，隔了两个草垫子的位置，坐着两个正在用日语小声嘀咕的男人。他们穿的衣服和船上其他人不太一样。其他人穿的是工装、毛衣、军装夹克，穿什么的都有。那两个日本人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像是某种制服一样的外套，外套的扣子是铜质的，擦得很亮。

王汉彰看到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好奇，不是警惕，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本能的、像是有人在他的胃里浇了一勺热油一样的感觉。

那不是恨，那是一种更早的、更原始的、在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东西。那种东西叫“敌意”。不是他刻意产生的敌意，不是他选择产生的敌意，而是在他看到那两个日本人的脸、听到那种带着弹舌音和鼻音的、和中文完全不同但在他耳朵里和“危险”两个字绑定在一起的日语的时候，从他的骨头里、从他的血液里、从他的记忆里自动冒出来的、根本不需要他同意的敌意。

其中一个日本人注意到了王汉彰的目光，冲着王汉彰点了点头。可他却移开了视线，不准备与他们交谈。更关键的是，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这个日本人能够发现自己在观察他们，或许，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怀着特殊的目的前往西班牙的。这种人，一定要加以防备。

在那两个日本人的另一边，靠墙的位置坐着几个瘦小干枯的、皮肤黝黑的人。他们的个子很小，比那两个日本人还小，比船舱里的所有人都小。他们说的是安南话，王汉彰听不懂，但他在天津法租界见过安南巡捕，听过他们说这种语言。

船舱里的人越来越多。到了上午九点左右，草垫子上已经坐了将近两百人。有人在看书，有人在抽烟，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用他们各自的语言低声交谈。

船舱里嗡嗡地响着，不是那种几个人大声喧哗的吵闹，而是几十个人同时用不同的语言低声说话时产生的那种低频的、持续的、像是有一大群蜜蜂被关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发出的那种声音。

中午的时候，一个水手提着一个铁桶走进来，铁桶里是食物，一块黑面包、一小块奶酪和一个洋葱。每人一份，发完了就走，不多说一个字。

王汉彰接过他的那份，把面包掰开，夹着奶酪，就着生洋葱吃。洋葱很辣，辣到他的眼泪从眼角渗了出来，他用袖子擦了擦，继续吃。

下午两点左右，船开了。王汉彰靠在舱壁上，闭上了眼睛。

昏暗的船舱里没有时间概念，王汉彰睡了一觉，然后在舱门口抽了根烟，又回到草垫子上继续睡。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从头顶传来的、急促的、像是有人在钢板上奔跑的脚步声惊醒。

那声音不是一个人在跑，是好几个人在同时跑，脚步声的节奏是乱的，有快有慢，有轻有重，像是一群被什么东西惊动了的老鼠在天花板上乱窜。

然后有人的声音从头顶的某个地方传来，用西班牙语在喊什么，喊着喊着，更多的人开始喊了，更多的脚步声加入了，更多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嘈杂的、像是在远处有一大群人在争吵的嗡嗡声。

船舱里的人开始骚动了。有人从草垫子上站起来，有人走向门口，有人用各种语言在问“怎么了”，有人用各种语言回答“不知道”。

王汉彰没有站起来。他只是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透过那条缝看着铁门的方向。铁门从外面被推开了，一个水手探进半个身子，用他那带着浓重西班牙口音的法语朝里面喊了一句：“Terre en vue! Dans une heure, on accoste!”（看到陆地了！一个小时后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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