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三点十七分，我正蹲在厨房里削土豆皮，刀刃卡进芽眼里的时候突然听见客厅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有人把一整袋湿水泥砸在了地板上。我举着土豆跑出去，看见我妈歪倒在沙发扶手旁边，半边脸贴着瓷砖，眼睛睁得很大，嘴唇却像被缝住了一样死死抿着。她还能眨眼，冲我眨了两下，那意思我懂——别慌，打120。我打了，电话那头问地址，我说了，又问病人什么情况，我说不知道，就是突然倒了。对方让我报坐标，我报了，然后挂了电话，蹲下来把我妈的头搁在自己腿上。她的身体很烫，像一块刚从炉子里取出来的铁，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灼意。我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人掐住了，只能一下一下拍她的肩膀，像小时候她哄我睡觉那样。她眨眼的频率越来越慢，瞳孔开始往左边飘，好像在看阳台外面那棵梧桐树的树梢。我突然意识到她可能看不见我了，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进太阳穴，疼得我整个人抖了一下。

救护车来得比我想象中快，但也比我想象中慢。快是因为从挂电话到听见鸣笛声只过了十一分钟，慢是因为那十一分钟里我妈的眼睛一共闭上了三次，每一次我都以为不会再睁开。担架抬走她的时候，我的手还保持着托着她后脑勺的姿势，空空的，像捧着一团已经不存在的重量。我跟上车，护士往她嘴里塞了一根管子，又往她胳膊上扎了一针，动作又快又冷，像在处理一件精密仪器。我坐在折叠椅上，看着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线一跳一跳，忽然觉得那条线就是我跟我妈之间最后的联系，它要是变成直线，我也就断了。

到了医院以后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签了很多张纸，每一张都写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什么颅内出血、脑干损伤、术后感染，那些词像一群黑色的鸟在我头顶盘旋。医生跟我说要马上手术，我说好。他又说要家属签字，我说我就是家属。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见惯生死的人才有的平静，那种平静反而让我冷静下来了。我在那张纸上写了我的名字，笔画歪歪扭扭的，像刚学会写字的小学生。写完以后我靠在走廊的墙上，发现自己的腿在发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抖，是很细密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震颤，像手机开了震动模式放在骨头里面。

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我在走廊里走了大概一万步。从东头的饮水机走到西头的消防栓，再折回来，每一步都踩在那种浅绿色的地砖上，地砖上有裂缝，裂缝里嵌着黑色的污垢。我数过那些裂缝，一共四十三条，来回走了十几趟之后我能背出每一条的位置。中间有一个护工推着轮椅经过，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头，头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那只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移开了，什么表情都没有。我突然觉得很荒谬，我们这些人，在这条走廊里走来走去或者坐着躺着，本质上都是在等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完全不由我们自己决定。

晚上十点零七分，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走出来，口罩拉到下巴上，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他说手术还算顺利，但是能不能醒过来要看她自己。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天气还不错。我知道他不是冷漠，他只是见过太多这样的夜晚，太多像我一样站在走廊里等消息的人，他的平淡是一种职业性的自我保护。我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声音干得像砂纸。然后我看见我妈被推出来了，头上包着白色的纱布，脸上戴着氧气面罩，整个人缩在病床上面，显得很小。她本来就不高，一米五八，九十斤出头，平时站在我旁边像个矮冬瓜，可是此刻她躺在那里，我觉得她轻得像一片羽毛，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

重症监护室不让陪护，我只能隔着玻璃看。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条，写着探视时间，每天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每次只能进去一个人，还要穿隔离衣戴口罩戴帽子。我站在玻璃外面，看着里面的护士时不时走过去调整一下输液管的速度，或者翻一下她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一照。那些动作都很小，小到我如果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可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我的心跳。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一个护士出来跟我说，家属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你在这里也帮不上忙。她说得很客气，但我听出了话里的意思——你挡路了。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客厅的地板上还有我妈倒下去时碰倒的一盆绿萝，土撒了一地，叶子蔫蔫地耷拉着。我把绿萝扶起来，把土扫干净，又把那把没削完的土豆捡起来放进冰箱。做完这些事情以后我坐在沙发上，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平时这个点我应该躺在床上刷手机，或者跟我妈拌两句嘴，抱怨她做的菜太咸。可是现在整个房子安静得像一座坟墓，连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声音都显得震耳欲聋。我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想给谁打个电话，翻了半天又放下了。我不知道该跟谁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妈脑溢血住院了？说我现在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像个傻子？说了又能怎样呢，他们又不能替我妈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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