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清楚了士绅地主阶层，就能明白明朝中后期那些巨大的内部矛盾在什么地方。

本质上，就是皇帝——地主——百姓，这三方关系的颠倒。

古代皇帝其实就是最大的地主。

但作为皇帝，一个管理者，皇帝要做的本职工作其实是打压其他地主，帮扶百姓。

因为究其原因，权力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

皇帝与地主的关系，是联合中斗争。

联合是为了统治，斗争则是夺权。

因为本质上皇帝也是地主。

而皇帝需要百姓来为他提供自下而上的权力。

故而皇帝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照顾更多的百姓，让他们活下来提供价值。

反观地主和百姓的关系，那就只剩下了纯纯的剥削。

在古代王朝的权力架构中，皇权、绅权与民权，本身就是不可能共同存在的。

一个合格的君主，需要捋清楚这里面的核心逻辑。

朱标看到了未来，自然也早就开始自我思考。

首先，大明的土地兼并，只能暂缓而无法彻底解决。

历史上有太多的人尝试去解开这个难题。

但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是从上到下去改革。

这种变革，本身就不可能成功。

从没有一种变革是自上而下的！

因为权力本身是自下而上的。

看清楚这一点，才能在最初的第一步上，迈出正确的那一下。

而这也是为什么朱标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建立一整套完全独立于过去所有政治框架的新的税收体系。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不断“自我变革”的错误循环。

朝廷若直接自上而下推行变法，结果只会是处处碰壁。

比如，一条鞭法。

海瑞、张居正等人就是此法的推行者。

然而结果呢？

说实话，也就是明朝的集权足够强大了。

若换作之前的朝代，张居正恐怕性命难保。

即便如此，最后明朝中期的变法，在张居正死后也难以维持下去。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是张居正能力不够，还是海瑞他们不够坚定？

都不是。

恰恰是从上到下的改革，历来都会面临最强大的阻力。

这层阻力，可以是官僚集团的反对，可以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应激反应。

那么，如何破局呢？

答案其实在苏家小院，或者说在后世，已经摆出来了。

可是，朱标是绝对不可能去尝试那条路的……

所以他只能绕开核心逻辑，通过旁路来多走几步。

税务体系就是一次尝试。

事实证明，朱标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完全绕开了旧有的政治体系框架，让税务司成为了游离在大明朝廷之外的单独系统。

这套系统，直上直下的建立了简化且高效的结构。

有了这样一套新体系，朱标完全可以借着这套税务体系，实现将权力汇聚在最基层。

这也就是所谓的古代皇权无法下乡的问题。

既然自上而下的变革阻力重重，那干脆两面夹击。

回到土地兼并的话题上面。

其实古人真不是傻子。

他们早就想到了预防土地兼并的方法。

无非就是，动态的掌握信息资料。

这些信息资料包含了土地数量，种地人的数量，产出粮食的数量。

这三样东西，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自古以来，喊出清丈土地的人，大多都没啥好下场。

因为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土地就是一切的基础。

历朝历代，但凡涉及到变法这两个字，丈量田地，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而每朝每代开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清丈土地。

土地关系到粮食，关系到税收，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稳定。

而这一切，都是自下而上的权力，最终汇聚到皇帝之手。

明朝没有丈量过土地吗？

当然不是，但问题是，朝廷掌握的信息资料必须是动态的，需随时间不断更新。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土地兼并的过程。

从而选择合适的打击手段。

可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啥？

很简单，土地兼并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既得利益群体的覆盖面就直接涵盖了几乎所有朝廷框架。

换句话说，官员群体，贵族阶层，士绅们，全都是既得利益群体中的一员。

你让他们去割自己的肉，可能吗？

从这方面就能看出来，朱标着手建立的税务体系，是完全脱离了朝廷的原本体系，因而极大的减少了本身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可能性。

税收，又与土地高度绑定。

完全可以满足朱标动态收集土地信息的目标。

其实朱标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时他只想着尽快地完善整个大明的新式金融体系。

结果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最近这段时间，税务部门正在借着税收过程，收集大量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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